中篇小說《阿Ｑ正傳》是魯迅最著名的作品，也是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史上被評論得最多的一部小說。在國外，它被翻譯成許多種文字出版；在國內(nèi)，一代一代的讀者都歡迎它，阿Ｑ的名字家喻戶曉，幾乎無人不知。它為什么能獲得這樣大的成功？

首先當(dāng)然是阿Ｑ這個人物。魯迅曾經(jīng)說過，在寫《阿Ｑ正傳》以前，阿Ｑ的形象已經(jīng)在他心中醞釀了好多年了。他所以從事文學(xué)，就是要喚醒昏睡的大眾，因此，向讀者描畫出我們“沉默的國人的魂靈”，以此來促使人們反省自身，掃除愚昧的麻木，就自然會成為他的夙愿。在《阿Ｑ正傳》之前魯迅寫下的一些作品，在某種意義上都像是在給《阿Ｑ正傳》作準備。譬如《藥》，就是用一種極為尖銳的方式，揭露了農(nóng)村中一般民眾的麻木相，而這正是《阿Ｑ正傳》中未莊和縣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。至于《風(fēng)波》中的那位趙七爺，更活脫脫就是一個未莊里的趙太爺。所以，阿Ｑ這個人物是和魯迅筆下的其他農(nóng)民形象，譬如《風(fēng)波》里的七斤和《故鄉(xiāng)》中的閏土，都有很大的不同，它不是產(chǎn)生于那種想要描繪某個具體人物的沖動，也不是作者為了制造某種氛圍而虛設(shè)出來的，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說，它其實是魯迅對病態(tài)國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結(jié)晶，魯迅是要用它來顯示“愚民的專制”的真相，在魯迅心目中，阿Ｑ正是無數(shù)麻木愚昧的中國人的代表。

阿Ｑ非常窮，窮得只剩一條褲，甚至連姓名都沒有。但是，他的可悲卻主要還不在物質(zhì)生活條件的被剝奪，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。他被壓在未莊生活的最底層，什么人都能欺負他，可他卻并不在乎，常常好像還很得意——這里的關(guān)鍵，是他有一種獨特的精神勝利法，分明挨了別人的打，他卻想：這是兒子打老子；分明是別人借亂搶走了他賭贏的錢，他卻在憤怒之中掄起巴掌打自己一個耳光，仿佛是在打別人一樣。就是受了再厲害的欺凌，他都能依靠類似這樣的方法轉(zhuǎn)敗為勝，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。這都是精神勝利法，阿Ｑ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。

仔細分析起來，阿Ｑ這精神勝利法是包含了好幾個因素的。首先是懦弱，受了欺壓，不敢真刀真槍地反抗；其次是惱恨，雖然不敢反抗，但受欺壓產(chǎn)生的惱恨卻依然存在，必須要用某種方法加以排遣；再就是自欺，因為不敢向外界報復(fù)，就只有作自我辟解，而這辟解的唯一辦法，就是對現(xiàn)實閉上眼睛，用想象的勝利來安慰自己；最后是健忘，如果不健忘，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維持，只有借著自欺迅速忘卻惱恨的直接原因，心境才能恢復(fù)平和，阿Ｑ也才能重新高興起來。這就可以看出，貫穿阿Ｑ這精神勝利法的全過程的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，一種遭受壓迫之后不敢反抗，甚至不敢正視這壓迫的奴性。在阿Ｑ的惱恨中，本來是包孕著反抗的萌芽的，但這萌芽要長大，卻有一個前提，那就是這惱恨必須進一步發(fā)展成為憎恨和報復(fù)的沖動。可現(xiàn)在阿Ｑ卻把這惱恨改變成為自我欺騙的動力，這就泯滅了反抗的可能。所以說，阿Ｑ的精神勝利法是被壓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藥的一種精神病態(tài)。

在阿Ｑ身上，除這精神勝利法之外，還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現(xiàn)。譬如他對女人的那種帶有濃厚傳統(tǒng)色彩的蔑視，譬如他那種到更弱者身上去發(fā)泄惱恨的劣習(xí)，挨了假洋鬼子的打，卻去調(diào)戲小尼姑，等等。如果說小說對阿Ｑ精神勝利法的集中刻畫，已經(jīng)證明了魯迅是要借阿Ｑ來刻畫國人的靈魂，那么阿Ｑ身上的其他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態(tài)，就更進一步證明，魯迅的確是完成了他的創(chuàng)作意圖，把阿Ｑ寫成了整個民族精神病態(tài)的典型。他的精神狀態(tài)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，中國歷史上遺傳下來的種種奴隸意識，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半殖民地化而產(chǎn)生的許多畸形心理，都在阿Ｑ身上得到了生動而又透徹的表現(xiàn)。難怪《阿Ｑ正傳》一出版，社會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，以為魯迅是在專門諷刺他。這種強烈的反應(yīng)正從一個側(cè)面證實了小說成功的原因。正因為魯迅把我們國人的病態(tài)靈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來，只要這病態(tài)尚未根除，《阿Ｑ正傳》就仍然能強有力地震撼讀者。

魯迅寫阿Ｑ，當(dāng)然是為了刻畫民族的精神病態(tài)。但是，他把阿Ｑ和整個未莊放在辛亥革命前后這樣一個時間背景下來描寫，就使未莊的變遷和阿Ｑ的遭遇同時還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義，那就是以一種概括的方式表現(xiàn)出辛亥革命的實際情形。這雖然不是小說的主要價值所在，但由于在當(dāng)時的文壇上，還沒有人能以這樣透徹的筆力描繪出辛亥革命的嚴酷真實，因此，《阿Ｑ正傳》的這一部分也就還是具有了相當(dāng)重要的價值。

小說的第七章，一開頭就講到辛亥革命，講到半夜里一只大船，載著城里舉人老爺?shù)呢斘锟可狭粟w太爺家的河埠頭。這個細節(jié)意味深長，它是一個暗示：革命一起，城里的老爺們便要到鄉(xiāng)下的趙太爺們那里去找依靠，這就說明了，大大小小的未莊正構(gòu)成了中國各級專制的統(tǒng)治基礎(chǔ)，倘若趙太爺們在未莊的權(quán)威依然如舊，那城里形形色色的舉人老爺也就不會真正被推翻。

未莊的情形究竟怎樣呢？當(dāng)革命的消息剛剛傳到時，趙太爺們著實驚慌過一陣子。當(dāng)阿Ｑ大聲叫嚷“造反了！造反了！”的時候，趙太爺竟怯怯地迎著低聲叫他“老Ｑ”，趙白眼們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風(fēng)，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轉(zhuǎn)，轉(zhuǎn)到阿Ｑ來執(zhí)掌生殺大權(quán)了一樣。但是，這實際上卻是一種錯覺，就像阿Ｑ當(dāng)天晚上在土谷詞里所做的那個美妙的夢一樣，都不過是一種幻覺。真實的情況是，趙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結(jié)起來，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龍牌，順便發(fā)一筆革命財，偷去觀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爐，一面又由假洋鬼子進城去，花四塊洋錢買來一個自由黨的徽章，搖身一變成為革命黨了。而那昨天還在洋洋自得的阿Ｑ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罵，不準革命，依舊像從前一樣被趙太爺們踩在腳底下。

既然未莊是這樣，城里也就可想而知。從小說的第八章開始，作者就寫到城里傳來的消息，說是知縣大老爺，舉人老爺和老把總?cè)繐Q了名目，維持原狀，依然是他們在執(zhí)掌政權(quán)。而到第九章里，更寫到阿Ｑ被抓進城去，當(dāng)作強盜槍斃了。這就是辛亥革命的嚴酷的真實，除了剪辮子以外，其他的一切都還是老樣子，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，阿Ｑ的殺頭自然是一例，而那與阿Ｑ同牢房的農(nóng)民的訴說（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），就更是一個有力的暗示，說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，專制勢力是如何變本加厲地盤剝?nèi)嗣瘛?/p>

這是魯迅的又一個成功之處。他把未莊寫成了全中國農(nóng)村的一個縮影，阿Ｑ的遭遇更成為了無數(shù)貧苦農(nóng)民苦難命運的象征。辛亥革命似乎給他們帶來了希望，但這希望很快就歸于破滅，隨著舉人老爺?shù)闹匦律吓_，阿Q們的苦難反而愈益加重。這并不是魯迅看問題過于陰暗，而是因為在未莊，沒有人能對趙太爺構(gòu)成真正的威脅。在這方面，作者對阿Ｑ式的革命的刻畫是極為深刻的，當(dāng)農(nóng)民尚處在種種精神愚昧的重壓下面的時候，突如其來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變他們，并進而從他們那里獲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。魯迅在寫完《阿Ｑ正傳》之后說過，今后倘有革命，就還會有阿Ｑ式的革命黨。而他在《阿Ｑ正傳》里已經(jīng)寫得很清楚，只要廣大農(nóng)村還是只有阿Ｑ式的革命黨，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。在某種意義上，正是阿Ｑ支撐著趙大爺?shù)膶Ｖ?，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，當(dāng)革命爆發(fā)之后依然是如此。在《阿Ｑ正傳》中，對阿Ｑ的精神病態(tài)的刻畫是和對辛亥革命的嚴酷真實的揭示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，惟其對前一方面的刻畫非常深刻，對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樣令人信服。

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達什么思想，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將要采取怎樣的表達方式。既然魯迅是想在阿Ｑ身上畫出整個民族的精神病態(tài)，他實際上就是把阿Ｑ當(dāng)作了一個象征。因此，象征的形式就勢必會成為貫穿整部《阿Ｑ正傳》的一個基本的因素。事實上，不但阿Ｑ這個人物是象征，小說中的其他人物，像假洋鬼子、趙太爺，尤其是那個?。?，以及小說結(jié)尾那些嘆惜自已“白跟一趟”的看客，都帶有很大的象征意味。就是未莊本身，不也是中國農(nóng)村的一個極其真實的縮影嗎？

既然魯迅要借用一個人物來表現(xiàn)許許多多中國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態(tài)，就勢必得運用夸張的手法，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許多遠非他個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負，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現(xiàn)他身上的那種具有極大概括性的心理特點。這在小說對阿Ｑ那種種精神勝利法的表現(xiàn)的刻畫當(dāng)中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無論是“兒子打老子”，還是自己打自己嘴巴，這樣的行為，倘若孤立地看，似乎都不太真實，顯然是經(jīng)過了作者夸張的處理的。倘說它們真實地表現(xiàn)了中國人的精神病態(tài)，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義上，而不是就這細節(jié)本身來說的。再譬如假洋鬼子這個人物，他的言行也明顯是用了漫畫化的筆法描繪出來的，因為魯迅也同時是把他當(dāng)作一個象征，要用他來暴露當(dāng)時的許多投機的革命黨?？梢哉f，象征意味越是濃厚的人物和情節(jié)，小說在描寫的時候，就越是頻繁地使用夸張的手法，阿Ｑ和假洋鬼子是這樣，?。暮桶ⅲ训哪且粓?ldquo;龍虎斗”也是如此。在以前和此后的許多作品中，魯迅都是用寫實的白描的手法來刻畫人物，可在《阿Ｑ正傳》中，他卻大量使用了這種大幅度的夸張的手法，其中的主要原因，就在于他是把阿Ｑ和未莊當(dāng)作愚昧的中國人和封建農(nóng)村的象征來描寫的。

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海

（此文原載于王曉明隨筆集）